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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從一個14億人口的國度消失，不是多難的事情。這一點，那些被匆忙張貼的尋人啟事足以證明：

      懷著求職愿望的年輕人不幸走進了虛假的勞務(wù)市場；17位越南籍的暗娼在中國南方等待接客，等來的卻是偽裝成嫖客的人販；13歲少女與母親吵架后離家，在網(wǎng)吧躲了兩天；家庭的一次日常交談中，父親批評兒子“大腦植入芯片”的想法不切實際，不被理解的孩子選擇了離家出走；失憶的老人在離家?guī)装倜椎能囌久粤寺?hellip;…

      這其中，一名新生兒的經(jīng)歷頗為獨特。為他接生的產(chǎn)科醫(yī)生宣稱他患有梅毒，說服他的父母簽字“自愿放棄”孩子。當晚，他被從陜西賣到了山西，成交價是人民幣2.16萬元。隨后，他又被轉(zhuǎn)手以5.98萬元的價格賣到河南。用這種方式，陜西的產(chǎn)科醫(yī)生張淑俠總共販運了7個孩子。她以這些幼小的生命換回厚度不等的紙鈔，價錢最低的是1000元。

      整件事情中，唯一毫不知情的是那個在3個省份之間被出售了兩次的嬰兒。他在半個多月后獲救，家人為他取名“來回平”——“來回平安”，慶祝他的失而復得。

      即使在所有失蹤人口中，來回平都稱得上是平安的：被產(chǎn)科醫(yī)生賣了1000元的那個孩子在販運中死去，遺體遭到拋棄。另一些類似事件中，孩子們是在睡夢里被人偷走的。當一名僅8個月大的嬰兒被人從被窩里抱走時，他的母親和曾祖母聽到了動靜，她們都死于刀下。

      更多時候，一個人的失蹤，換回的是是細水長流的悲劇：骨肉分離，家庭解體，命運流轉(zhuǎn)。

      2014年，山東的一條漁船載著15名船員赴南海打漁，在海上失去了蹤跡。隨后的2～4年里，青島海事法院至少完成了5份宣布失蹤或死亡的文書。文書的申請人是這條船上不同船員的母親、妻子或兄長。

      根據(jù)法律，“公民下落不明滿兩年，利害關(guān)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宣告其失蹤”。一張法律文書，正是“失聯(lián)”與“失蹤”的差別所在。

      湖南省常德市有這樣一個令人憐惜的女孩：父親在她不滿7個月大時患病離世，3日后，她的母親離家出走。當她長到3歲，她成了這種法律文書的當事人——祖父代表她向法院申請宣告母親失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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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迄今為止，并沒有全國性的失蹤人口數(shù)據(jù)、信息系統(tǒng)。社會的不同角落——電線桿、十字路口和互聯(lián)網(wǎng)，張貼著各式各樣的尋人啟事。

      民政部管轄的社會救助站里，掌握了一部分走失人員信息，最權(quán)威的失蹤兒童信息平臺則歸屬公安部。一個用于救助，一個用于打擊拐賣人口犯罪，二者存在小范圍的交集，但都不夠全面。舉例來說，一位普通成年人的消失，就可能既不在這個系統(tǒng)，也在另一個系統(tǒng)之外。

      《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（2013—2020年）》提到要推進“信息共享”，這項工作由公安部和民政部負責，另有8個部門參與。

      民政部發(fā)布的信息表明，截至2019年5月，中國大陸共有1623個救助管理機構(gòu)，這些機構(gòu)的滯留人員有34805人。但數(shù)字總在變動——救助站里永遠人來人往。

      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(fā)布平臺，是一個名為“團圓”的系統(tǒng)，每天通過20多個信息入口發(fā)布兒童失蹤信息，這些入口包括阿里巴巴、騰訊、百度、字節(jié)跳動、新浪等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公司旗下的手機客戶端。它由國內(nèi)6000多個打擊拐賣人口犯罪的民警使用，不提供對外下載。3年里，“團圓”發(fā)布了走失兒童信息3978條，找回3901名失蹤兒童。

      形形色色的尋人啟事總在講述走失者形形色色的原因：災(zāi)難，戰(zhàn)爭，拐賣，創(chuàng)業(yè)失敗，父子失和，夫妻反目……《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（2013—2020年）》提到的一條舉措，解釋了另一種業(yè)已引起關(guān)注的可能性：“研究在勞務(wù)市場發(fā)生的拐賣人口犯罪問題，有針對性地開展預(yù)防工作。”

      “在走失面前，大家是平等的。”北京字節(jié)跳動科技公司員工曾華說。他負責這家公司旗下“今日頭條”的公益性尋人項目。

      從2016年2月啟動，到2019年7月，“頭條尋人”發(fā)布了7萬多條尋人啟事，找回了1萬多人，時間最短的只花了1分鐘。目前日均找到10到12人。他們追蹤了7萬多條信息中的每一條，由此建立了一個企業(yè)級的走失人口數(shù)據(jù)庫。

      其中最多的走失者，是18歲至60歲的成人，老年人排在第二位，然后才是孩子。這是最意外的一個發(fā)現(xiàn)。2015年夏天，今日頭條最初設(shè)想的尋人項目，瞄準的是孩子，但有半年多的時間，一個孩子都沒找到。這使他們對項目的可行性拿不定主意。

      直到2016年2月，這里的一個實習生偶然嘗試彈窗推送了一條從網(wǎng)上找到的尋人啟事，那是在河北走失的一個黑龍江的老人，兩名用戶分別見過這位老人，并且都聯(lián)系了家屬。此事直接催生了“頭條尋人”項目。

      “老年人走失（的信息）只在電線桿上，它通常沒有什么新聞價值，也不會引發(fā)公眾關(guān)心。”曾華說，“哪個孩子不見了，是城市的重大新聞。到目前為止，能夠引發(fā)全國性關(guān)注的走失新聞，全部都是小孩的新聞。”

      今日頭條副總編輯徐一龍也認為，公眾的注意力過多放在了兒童被拐賣的事件上。“但你很難說，‘爺爺走失’只相當于‘0.5個孫子’走失。”

（2018年5月29日，鄭州，來自全國23名被拐兒童的父母和親屬在火車站西廣場上尋子。視覺中國供圖）

      國家在走向老齡化，包括阿爾茲海默癥在內(nèi)的老年癡呆癥卻日益年輕化。2014年就有醫(yī)學界人士指出，中國老年癡呆癥的平均發(fā)病年齡為55歲，比20年前的65歲提前了10歲。“頭條尋人”數(shù)據(jù)里，成人走失最常見的原因是精神疾病、老年癡呆癥、智力障礙。

      至于孩子，大都是離家出走，而非被人拐賣。這與警方信息吻合。公安部“團圓”系統(tǒng)里，被拐走后找回的孩子年均只有20人左右。

      “團圓”上線頭一年就有過分析：一年間找回的孩子，離家出走的占了59%，迷路的有15%，以占比9%排在第三位的是“家庭糾紛、債務(wù)糾紛等原因不實舉報”。浙江樂清有過震動一時的案例：一個男孩消失了，被判刑的是他的母親。這位33歲的女士在法庭上辯解：丈夫有了外遇，她把孩子藏了起來，只為了考驗孩子的父親。

      2016年，民政部背景的中民社會救助研究院估算，中國每年大約走失老人45.7萬人，平均每100個老人就有2人走失。

      為此發(fā)布的白皮書說，在發(fā)達國家，老人走失主要是由于失智而造成。在中國，失智仍是主因，但一個關(guān)鍵影響因素是人口流動。“重災(zāi)區(qū)”不是大城市，而是人口流出地。

這項研究遇到的一個困難是，救助站的信息并非全部，信息還分布在其他一些平臺。為此，研究團隊的一個建議是建立全國統(tǒng)一的人口報失和查找平臺。

      “確實需要把信息打通。”徐一龍說，“如果信息流動得更好，問題會解決得更好。”

      他們與政府部門的合作，經(jīng)常是一個一個部門去談。比如，他們與一些省份的110報警平臺合作得很密切，每天拿到一些確切的失蹤立案信息，在另一些地區(qū)，這樣的合作仍有待開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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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在今天，尋人啟事張貼的主要場所已經(jīng)變了。

      公安部的失蹤兒童信息，是以失蹤地點為圓心，向特定半徑內(nèi)的手機用戶推送。失蹤1小時內(nèi)，推送半徑是100公里；2小時內(nèi)，200公里；3小時內(nèi)，300公里；3小時以上，500公里。

      “原理跟在電線桿上貼尋人啟事是一樣的。”徐一龍解釋，“思路仍然是，人在哪兒走丟，就在哪兒找人。”

      “精準地圖推送技術(shù)”的操作非常簡單：設(shè)定一個圓心，用鼠標畫一個圈，然后尋人啟事就會出現(xiàn)在圓圈內(nèi)的一塊塊手機屏幕上。

      一個常常在網(wǎng)絡(luò)地圖上畫圈的年輕人形容，電線桿上的尋人啟事變成一條彈窗信息，這變化像是“馬車變成高鐵”。

      “今日頭條”每日發(fā)布的100多條尋人啟事里，來自國家救助體系的信息成功率更高。平均每推送5條來自救助站的信息，就能幫助一個人回家；醫(yī)院提供的無名患者成功率則超過了27%。

      據(jù)稱，“今日頭條”的日活躍用戶數(shù)量目前超過1億。這使它成為中文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世界一個人頭攢動的十字路口，一個存在于智能手機里的電線桿。

      一個為此著迷的實習生，核實過一則電線桿上張貼的尋人啟事，推送后成功幫助找回走失者。尋人啟事從一個電線桿挪到了另一個“電線桿”上。

      圓圈的大小，有時是一個街區(qū)，有時是一座城市，有時是一個省份。曾華說，在北京、上海這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，那個圓圈的半徑通常會控制在5公里范圍內(nèi)。但在偏遠地區(qū)，5公里顯然不太夠用。

      當然，家屬“永遠希望畫大一點”。有人細心地提出，希望在尋人啟事里“制造一些噱頭”，比如“懸賞50萬元尋人”——50萬元是“我和我弟弟和我爸爸的全部積蓄，加上一些貸款”。有了這樣的噱頭，也許能“上全國新聞頭條”，“吸引全省全國人一起找”。

      還有一位尋找母親的女兒，她的細心更加令人心酸。她時不時在微信里給工作人員發(fā)來一些可愛的表情包，希望對方心情愉快，這樣就會把自己的尋人啟事往前面放一點，最好是每天都能發(fā)布一遍。但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，只有極少數(shù)尋人啟事會被重復推送，往往是因為更新了關(guān)鍵信息，比如從監(jiān)控視頻中發(fā)現(xiàn)了失蹤者最新的位置。

      尋人團隊會盡量防止短時間內(nèi)在同一地理位置“畫圈”，部分是因為，頻繁彈窗可能影響用戶體驗，更重要的是，一個地方看起來總有人走失，容易造成恐慌。

      多數(shù)人希望擴大范圍的同時，也有人是矛盾的：要求低調(diào)處理，比如，不愿說家屬“精神異常”，用“精神恍惚”替代。有些家長不希望公布走失孩子的全名，擔心影響孩子的將來；還有學校看到了失蹤學生的校服，要求模糊這些信息。一個罕見的案例是：妻子發(fā)啟事尋找失蹤的丈夫，提供了報警證明，男方看到了推送，要求撤銷尋人啟事。他解釋，自己是有意逃避，而不是走失。

      這支尋人團隊遇到過一些他們無法幫忙的請求。比如，一個男子多次上傳女友的照片，他們吵架了，她拒絕接聽電話。還有人鄭重其事要尋找香港的某位名人，因為從新聞上看到此人姓名，堅稱按照字輩，對方應(yīng)該是自家人。最不可思議的是，尋人啟事里填寫的是人的名字，上傳的是狗的照片，當事人急于尋找寵物。

      有一天，一個女子提供了男友跟另一個女子的聊天記錄，想要揪出那位小三。

      “我想的是，”處理此事的工作人員回憶，“雖然不能幫你發(fā)，但是希望你離開這個‘渣男’。”

      這位工作人員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微信里添加了2000多個尋人的家屬，她還同時在200多個微信群里處理來自警方、救助站、陵園、醫(yī)院、志愿者等方面的尋人信息。有時，她看到一個家屬的微信頭像換成了“祭奠”的“奠”字，就會默默把有關(guān)的尋人啟事撤下——無聲的死訊。

      尋人團隊目前有30人，大都20多歲，卻是每天見證生離死別的人。當這些人中的某一個對著電話說了一句“對不起，很抱歉沒有幫到您”，十之八九，那是又一個走失人口確認死亡的訊息。

      人找到后，信息也要撤下，但那是令人高興的時候。有人會送來錦旗或寄來一箱特產(chǎn)。這些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公司雇員收到的意料之外的感謝還包括：“感謝你呀，警官。”

      對有些家庭來說，失而復得不等于喜悅。一個精神病患者終于找到了家，他的弟弟卻對尋人團隊發(fā)了火：“你們‘國家’為什么不養(yǎng)他？”有的老人寧可想方設(shè)法回到救助站，也不愿跟子女多待一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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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救助站上傳的尋親信息里，很多人寫著“無名氏”。一個男人的姓名位置寫的是“羅救118”，旁邊則是羅救132、羅救121、羅救127。很簡單，2019年7月18日這天，河南省羅山縣救助站公布了4條信息，他們都是男性，從40歲到65歲不等。廊坊一片農(nóng)田里發(fā)現(xiàn)的一位精神異常的女人，叫“無名馬甲女”，照片上她穿著粉色馬甲。代號“臨江啞男”的人被發(fā)現(xiàn)于一個叫臨江的小鎮(zhèn)。

      浙江省衢州市救助站喜歡讓人們姓“平安”的“安”。2019年7月15日這天，尋親系統(tǒng)里增加了19個姓“安”的人：安多多，安歪歪，安河沿，安搖頭，安無言，安小眼……只有一個例外，那是一位69歲的老年女性，短發(fā)，代號暫時叫“西瓜太郎”。

      在這些表格里，人們的年齡有時注明是“目測”，但身高看來是準確的——照片里，不少人的身后就是黑白相間的身高測量表。

      此外，還有那些五花八門的民間網(wǎng)站，頁面上打著“重賞之下必有勇夫”的古訓，交納一筆費用，才可以發(fā)布尋人啟事。其中一個付費網(wǎng)站上，有人描述，自己六七歲時跟哥哥一起被拐賣，記得父母做買賣鴨子的生意，祖父母養(yǎng)蠶，院子里有棵橘子樹，屋后是七八棵桑樹。

      在深圳，包子鋪老板孫海洋把嶄新的招牌換下，門臉上寫了幾個黃底紅色大字：“懸賞20萬尋兒子店”。一條不會被風吹走的尋人啟事。

      他迄今找了兒子12年。2007年10月9日，他的兒子孫卓被人用玩具車和零食誘惑拐走。

      兒子出事時，孫海洋的創(chuàng)業(yè)剛剛開始，包子鋪只開張了7天，他只是抽空在椅子上打個盹。

（2013年5月2日，福州，一輛“尋子車”的車身。視覺中國供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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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有時候，就是一轉(zhuǎn)眼的功夫。

      “人間蒸發(fā)”，經(jīng)常用于描述一個人的突然消失。實際上，整個過程與其說像液體變成氣體，不如說像水滴融入海洋。

      江西人肖超華的兒子肖曉松在廣東惠州失蹤。那是他的第三個孩子。他開了一家服裝店，顧客們在忙著試衣服，5歲的兒子出去買牛奶，然后不見了。

      趁人不注意將嬰幼兒抱走，屬于“偷盜嬰幼兒”，用玩具或零食將嬰幼兒騙走，算不算“偷盜嬰幼兒”，是個一度爭論不休的問題。二者刑罰不同：普通的人口拐賣案件量刑，“起步”是5年，偷盜嬰幼兒則是10年。

      直到2017年起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司法解釋，才有了比較明確的結(jié)論：哄騙拐走嬰幼兒，也算偷盜的一種。

      最高人民法院解釋，這樣更符合立法精神，有利于從嚴懲治拐賣兒童犯罪。

      根據(jù)最高人民法院的統(tǒng)計，拐賣婦女和兒童犯罪案件的數(shù)量，自2012年起呈逐年下降趨勢，2012年審結(jié)了1918件，2013年是1313件，2014年是978件，2015年則是853件。

      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在一個尋人主題的視頻節(jié)目中說，如今，拐賣兒童屬于“零星發(fā)案”。

      2009年，公安部建立了旨在打擊拐賣人口犯罪的DNA信息庫。到2019年7月，通過DNA信息庫找到了6100多人，多走失于20世紀90年代。那個年代發(fā)案較多而破案手段較少。

      在2007年，孫海洋打了“110”，得到的答復是24小時之后才能立案。“24小時”也曾是個問題：直到2010年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《關(guān)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》明確，接到兒童及不滿18周歲少女失蹤的報案，必須立即立為刑事案件展開偵查，無需再滿24小時。

      像他這樣早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仍在備受陳年往事的困擾：他們失去孩子的年代，還是打擊人口拐賣犯罪的體系并不完備的年代。他們只能把基因放在信息庫里，等待一個概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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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失去只在轉(zhuǎn)瞬之間，尋找卻會曠日持久，甚至用完剩下的整個人生。

      1991年，一個叫宋彥智的貴州男孩失蹤，被賣到了廣東的鄉(xiāng)下，找回來時是2016年。隔了四分之一世紀，當年的3歲男孩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，而當年的父親已經(jīng)進了墳?zāi)埂?/p>

      在漫長的尋子歲月里，那位飽受失子之痛的父親宋懷南死于自殺。2006年農(nóng)歷正月初三的傍晚，宋懷南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了一句話，出了門。他隨后跳樓。那句話只有8個字，連遺囑都談不上——“我只要我兒宋彥智”。

      宋彥智曾見過父母的尋人啟事，他甚至在網(wǎng)上添加了母親張雪霞的聯(lián)系方式，發(fā)過自己右手手背上一顆黑痣的照片給張雪霞，但張雪霞的尋人啟事里說，黑痣是在左手手背。母子繼續(xù)做網(wǎng)友。

      后來的DNA比對證明是她的記憶出了偏差。她的尋人啟事寫錯了，代價是4年。

      2017年11月2日，廣州的法庭里，女檢察官宣讀一份起訴材料時一度哽咽。她讀到了一位叫楊江的父親自殺的部分——整個案子最痛苦的證據(jù)。

      2005年，楊江的兒子被一個叫張維平的慣犯拐走。他找孩子找到精神崩潰，在2008年又一次趕路途中，趁同行的家人不備，從火車廁所的窗戶跳了出去。

      最終，那個人販第三次因拐賣兒童罪獲刑，被執(zhí)行了死刑。但事情還沒結(jié)束。人口販運案件往往如此，經(jīng)過多次轉(zhuǎn)賣，即使人販落網(wǎng)，尋人線索也有很大可能中斷。在2015年11月之前，刑法規(guī)定，只要買家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，也不阻礙對他們的解救，“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”。刑法修正后，變成“可以從輕處罰”。

      對張維平恨之入骨的父母們走出法庭后，只能再一次四處張貼他們的尋人啟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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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無盡的尋找中，這些人變賣了家里的縫紉機、電視機、汽車、住房。他們把尋人啟事貼到電線桿上，也曾印到打火機、火柴盒、撲克牌、衣服或背包上，讓它成為別人日用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（撲克牌上的尋人啟事。視覺中國供圖）

      他們嘗試過行為藝術(shù)——在冬天的公園里一起脫掉上衣，身上露出尋人信息，吸引人們的注意。

      前些年，肖超華和一些同病相憐者開過一輛“尋子車”，幾乎跑遍了中國。車身貼滿了走失孩子們的肖像，紅底白字寫著：“孩子是祖國的未來，請看好孩子。”他們真的找到了幾個孩子，但不包括他的兒子肖曉松。

      有些家長連名字他都沒問過，但他清楚地記得他們孩子的姓名。因為他們經(jīng)常互稱“某某爸”或“某某媽”。

      許多人始終不敢更換自己的電話號碼，那是孩子在家里記得的。還有人始終不敢搬家，他們要等在原地。貴州98歲的杜虎珍，從21歲開始等待離家從軍的丈夫。77年里她獨自送走了長輩，養(yǎng)大了孩子。她拒絕離開自己的房子，“我就要在家守著，萬一他哪天回來呢？”

      2017年，肖超華又回到了惠州，開了一家雜貨店。他要賺一點錢，照顧他的家庭�；葜菔撬�的傷心之地，他有時候會去孩子丟失的地方、也就是他開過服裝店的地方轉(zhuǎn)一轉(zhuǎn)，那個市場已經(jīng)倒閉了。

      “我就是要回到這邊來等他。”他解釋，“因為，他畢竟在這邊出生，在這邊長大，沒有回過老家，他從出生到丟的時候，一直都在這邊。他對這邊的記憶還大一點。”

      雖然他也知道，孩子已經(jīng)長大了，就算哪天來到這個雜貨店買瓶水，自己也認不出來。

      他甚至希望，假如孩子的養(yǎng)父母看到尋人啟事，只要告訴他孩子在哪里就好。“如果他確實是收養(yǎng)我孩子的，我可以給他養(yǎng)。”他說，“我只要知道他活在這個世上。”

      在惠州，他仍跟當?shù)鼐�察保持�?lián)系。他把自己和兒子的圖片都給了警方。騰訊公司推出了一種“跨年齡人像識別技術(shù)”，他聽說騰訊已經(jīng)與警方合作，用這種技術(shù)找回了好幾個孩子，盡管他們的面部已經(jīng)像他的兒子一樣，發(fā)生了巨大變化，騰訊形容，自己的技術(shù)是一個“時間折疊者”。

      他最新的希望就寄托在這上面。

      “最壞的打算是，”這個男人停頓了片刻，說，“找不到就沒辦法了，找得到就盡量找了。但只要活在世上，就不會放棄。”

      徐一龍認為，“頭條尋人”提高了信息觸達關(guān)鍵人的能力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在于，降低了做好事的成本。“這個世界并不缺少善意，只是缺少一次提示。”

      在遼寧大連，一個外賣騎手遇到了一位走失老人，回家后收到手機彈窗才意識到。他連夜跑出去尋找，并且把信息發(fā)給了其他的外賣騎手。最終，一個叫李井凡的外賣騎手發(fā)現(xiàn)了老人，他陪了老人大約15分鐘，直到家屬到來，他接著去派送手上兩份延遲的外賣。許金中，安徽一個建筑工地上的瓦工，為一個到工地躲雨的流浪漢買了一份食物。接著，他從工友那里看到了尋人啟事。他次日再次遇見這個男子，立即幫他聯(lián)系了家人。

      在一份筆記里，推送過這些尋人啟事的一個年輕人感慨：“他們是城市的微小分子，是我們每天通勤路上的陌生人，但也可能是別人的超級英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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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另一些尋人啟事里，隱藏著詩人余光中《鄉(xiāng)愁》的翻版，“我在外頭，母親在里頭。”

      一個叫史豫秀的臺灣人，她的父親史運生早已去世，她往河南汝州的不少村子寫過信，也實地去找過，都沒有找到老家。

      史運生是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敗退到臺灣的老兵，早在1987年臺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之前就已離世。他在臺灣仍喜歡看豫劇，給女兒取的名字也有“豫”。

      史豫秀的尋人啟事經(jīng)過“頭條尋人”彈窗后，2018年，她找到了那個村子。她這才知道，老家人原來不知道父親去了臺灣，他們只知道他在戰(zhàn)場上受過傷，不知所終，為他在祖墳旁留了塊墓地。

      在祖墳前，揚起的紙灰中，史豫秀雙手合十，念念有詞：“請求爸爸你的靈魂回歸故里。”

      負責兩岸尋親項目的周思妤是臺灣人，她承認，從事這份工作之前，她沒留意過尋人啟事，也對那些老人了解甚少。她認識的第一個尋親者，為她畫了一張地圖，標出長江、淮河的位置，拜托她去大陸找家。從2017年12月偶爾出現(xiàn)的第一例開始，兩岸尋親迄今已有174個成功案例，絕大多數(shù)是老兵。年紀最大的已有100歲。

      2019年，90歲的張萬龍回到了老家河北唐山。老家還有人記得，他的右耳很小，緊貼面部，綽號“半拉耳朵”。這個特征讓他得以找到早已更換地名的老家。兒子張建邦說，以前沒注意過父親的耳朵，只知道請來的護工曾說過，他的右耳“掛不上口罩”。當這位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老人歸來，拍全家福時，人們站了幾排，一起喊的是：“歡迎回家！”

      而在臺灣的一個護理院，從湖南鄉(xiāng)下來的王桐華見到了他正在吸氧的雙親。他赴臺灣之前，98歲的母親在視頻里囑咐79歲的兒子：“你要小心不要迷路��！”

      周思妤陸續(xù)見到老人們省親，也見到那些已故者的后人，把父輩在臺灣用過的印章或是別的遺物埋到祖墳，把父輩在臺灣墳前的香灰撒向祖墳。人們返程時通常都會帶一點墳前土。

      “我們這些90后，很多對大陸并不是很了解，”周思妤說，“通過這個工作，我知道，大陸跟臺灣的關(guān)系是很緊密的，關(guān)系是很難分割的，有這么多親人的連接。”

      這件事情讓她覺得“有使命感”。“交流總比不交流好，交流就是給彼此更多認識的機會，如果你把交流的東西切斷了，你就沒機會去認識對方，你的誤解還是在，你的偏見還是在。”

      與兩岸尋親小組平行，另一個小組在幫助各地烈士陵園里的烈士尋找失散的后人。因此，臺北出生的周思妤，和她的大陸同事一起，在北京為當年交戰(zhàn)雙方的士兵服務(wù)。70年后，他們中的多數(shù)人只剩下骨灰了。“找一例，少一例。”

      兩岸尋親小組迄今效率最高的一例，只花了大約15分鐘。那位老人1949年離開時，身上只有一張年幼兒子的相片。15分鐘，接上了70年前的斷裂。2019年，那位辭世多年的老人的遺骨從臺灣遷回了杭州。他回家了。